苏州工艺美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二）

林锡旦

　　二、苏州工艺美术概况

　　作为领导和广大群众，对于苏州工艺美术的历史和现状，对于具有苏州特色的工艺美术各大门类及相关产品，对于苏州工艺美术形成特色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经济、人文、风俗等精神和物质的影响，都应有个最基本的了解，然后才能正确认识，正确对待；然后才能总结经验，推陈出新；然后才能妥善决策，科学发展。

　　每个关心苏州工艺美术的部门，每个热爱苏州工艺美术的中国人，或许都应该增补一下自己对苏州工艺美术的了解，然后见仁见智，献计献策。

　　追溯苏州工艺美术品的渊起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五大历史阶段：

　　一、史前至春秋战国是首创辉煌时期；二、秦汉至南北朝是勃兴时期；三、隋唐至宋元为成熟时期；四、明清达鼎盛时期；五、民国至今为变革时期。

　　关于这五个历史阶段概貌，最近市文联组织编著的《苏州民间手工艺术》一书中有篇概述对此作了具体阐述，书中还对工艺美术分门别类作了介绍。现在选择几个历史阶段中对工艺美术影响较为明显的事例重点说一下。

　　1、首先是史前文明：出土的玉器。据1995年出版的《苏州市志》文物卷介绍，1985年，在苏州吴县三山岛发掘出一批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制品5263件。其中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锥、钻、砍砸器等，器身和刃缘加工十分考究。以凹刃刮削器为代表性器物，月牙状刃凹上都留有正反两面修理加工的疤痕，刃口加工打击成细牙密布的锯齿状，切割时格外锋利。

　　正是在石器时代就有如此手工艺品，所以随后发掘出土的玉器就能更精致了。太湖流域是我国最古老最精美的玉器产地。良渚文化时期用玉之风大盛，玉器品种之丰富、数量之众多以及雕琢之精湛，世所罕见。最典型的是苏州附近的草鞋山和张陵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器，有玉玦、玉环、玉镯、玉坠、玉管、玉珠，以及玉璜、玉琮、玉蝉、玉觹、玉璧等，品种涉及各个方面。尤其是玉琮上的阴刻兽面纹和玉觹上的透雕花纹，制作精细，在尚未出现金属工具的远古时代，就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艺术作品，常会令后人惊叹不已。

　　玉之美有五德：温润而泽有似于智；锐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挠有似于义；有暇于内必见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坠有似于礼。

新石器时代的玉琮

　　玉琮，内圆外方中空的圆柱体，在柱体外面做出四块凸起的对称弧面，再在其上阴刻或浮雕出半人半兽的神灵形象，暂称“兽面纹”，在没有兽面纹的地方，就自然形成了间隔的凹槽。都出自墓葬，“以玉事神”。在那个从图腾时期走来的吴地先人，从朴石中获得美玉并加以如此精致的琢磨，正是他们精神生活的追求。不仅作为礼仪玉，作为装饰玉，更作为丧葬玉，玉器的内涵无以复加。因此作为工艺品的玉器，自然成为历史上科技文化的代表之一。直至今天，玉器仍为人们所珍视而珍藏。这里的良渚玉琮后来还向外发展传播，影响至我国西南、西北、北方地区。

　　这个例子说明：爱美之心古已有之，而且苏州在史前就具有这样的创造能力。

　　2、吴越春秋：青铜器与吴国的兴起。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首次辉煌时期。而在春秋时期，以苏州为国都的吴国迅速崛起，并争雄称霸于中原。在吴国的崛起中，苏州的青铜器曾为之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江南正是青铜工艺的鼎盛时期，吴国的扩张也正需要青铜武器作为克敌制胜的利器。阖闾为了称雄争霸于诸侯，使吴国的青铜武器在青铜工艺史上别树一帜。于是吴国的青铜器铸就了吴越春秋的辉煌。

　　《吴越春秋》载干将莫邪夫妇铸剑传说，“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以铸剑，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莫邪说：“夫神物之化，须人而成。”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最后炼出两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阳作龟文，阴作漫理。干将匿其阳，出其阴而献之，阖闾甚重。”民间传说虎丘试剑石即此所劈，切玉如泥也不难。阖闾既宝莫邪，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作钩者甚众，而有人贪王之重赏，杀其二子，以血舋金，遂成二钩，献于阖闾求赏，王举众钩以示之，钩师向钩而呼二子之名，声绝于口两钩都飞着钩师之胸。吴王大惊，乃赏百金。这是两则关于铸剑作钩的神奇传说。可见吴地当时青铜器制作技艺之高超惊人。

苏州相门出土的编钟

　　后人有“执吴戈兮披犀甲”、“含笑看吴钩”等诗句赞美春秋时期吴国骄人的兵器，而出土的青铜器也更证明了那个时期吴地的青铜工艺成就。先后有吴王寿梦之戈、吴王诸樊剑、吴季子之子逞剑、吴王光剑、攻敔王光戈、吴王夫差剑等兵器，以及吴王光鉴、吴王夫差鉴、臧孙编钟等青铜器物，直至现在剑器上的纹样还十分清晰，剑器寒光射人，锋利如新，不仅能看到当时吴地金属工艺的先进水平，同时还能感受到这些青铜工艺玲珑精丽的艺术风采。

　　这个例子说明：青铜器与吴国的强盛相辅相成，正是青铜器铸就了吴地的早期辉煌。当时吴地所产的玉器、青铜器，也是春秋时期领先于全国的工艺美术品。

　　3、书画宗教艺术与手工艺。汉末佛教已流传江南，苏州最早的佛寺即东吴赤乌年间孙权之母舍宅所建的报恩寺塔院。唐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在云雾缭绕的寺院中，蕴藏着许多佛教艺术，与之相连的书画雕塑艺术更是风靡一时。

　　著名的“六朝三杰”：东晋顾恺之、南朝宋的陆探微、梁的张僧繇都在佛教文化艺术中各有传神之作。当时流传“（吴）道子画，（杨）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的口头语。塑像圣手杨惠之也在苏州留下了佳话。《吴郡志》载：“昆山慧聚寺大殿佛像，及西偏小殿毗沙门天王像，并左右侍立十余人，皆凛凛有生气。塑工妙绝，相传为唐杨惠之所作，惠之塑工妙当时，或又云张爱儿所作也。”甪直保圣寺有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书有联语：“梵宫敕建梁朝推甫里禅林第一；罗汉溯源惠之为江南佛像无双。”是说该寺江南无双罗汉像为杨惠之所塑。

　　近年在建于五代至北宋时的虎丘塔和瑞光塔中发现了一批珍藏的苏州工艺美术品，如苏州刺绣的经袱、漆器嵌螺甸经盒和真珠舍利宝幢等，这些工艺美术品已不是勃兴时期的初创性作品，而是体现出成熟的技艺水平。

　　1956年在整修虎丘塔时，在塔内发现了秘藏千年的五代至北宋文物，其中有晶莹如玉的越窑青瓷莲花碗；精致的檀龛宝相和鎏金镂花银包镶檀木经箱，接缝处包镶银质鎏金角形莲四朵，中心一对凤凰，交错飞翔，刻划细致繁茂，箱口搭链扣有银鎏金镂花锁，刻花工细；以及十一面观音铜像、西方三圣铜像、四神八卦十二支纹铜镜、素面纪年铜镜；锦绣经帙等。

　　瑞光塔出土的真珠舍利宝幢，是件大型综合性工艺美术精品。通高122.6厘米，由须弥座、经幢、宝刹三大部分组成。须弥座包括山海和台座，在海周围的描金云朵上，站着檀香木雕四大天王和四天人像，海涌柱上盘绕一条银丝鎏金串珠的九头龙，底座还分置银狮、漆雕供养人等；中部经幢，上设金银雕缠枝佛龛，内置佛祖像，放在鎏金串珠嵌宝的殿堂中间，周围环立护法八天神像；上部为宝刹，以白玉、水晶、金银丝制成，有八条金银丝编成的天龙与华盖、檀香木龛相连。宝幢整体呈塔形，气势宏伟，八面玲珑，辉煌华丽。能工巧匠集玉雕、金银花丝、银皮立体雕刻、木雕、描金、漆雕、料珠穿珠、装金箔等多种技艺，运用各种珍贵材料，各施精湛技艺，通体协作成一件完美的综合造型艺术品。全面体现北宋时期工艺美术的高度水平。

　　以上数例，说明苏州著名的文化艺术奠定了传统工艺高品位的基础，苏州传统工艺之所以能在全国著称，是其文化艺术促成的。

　　4、苏州文化生活的需求 唐代陆广微《吴地记》中载：“地广人繁，民多殷富。”苏州已成为仅次于京畿的“雄”州。宋《吴郡志》称：“吴中自昔号繁盛，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以故俗多奢少俭，竞节物，好游。”其中都有手工艺品装饰助兴，如 “上元影灯巧丽，它郡莫及。有万眼罗及琉璃球者，尤妙天下”；“春时用六柱船，红幕青盖，载箫鼓以游”；重午以“画扇相饷”。在社会繁荣人文昌盛的唐宋时期，苏州民间手工艺更由于苏州文化生活的需求而渐趋成熟。

　　从留存至今的宋《平江图》来看，完整地展示了当时街巷与河道成双棋盘格局的分布，而船坊、谷市、药市、鱼行、丝行、米行、绣线、绣锦、乐鼓、竹、桑、油、酒、砖、金银、罗、珍珠、巾子、幛子等无不有专业坊、巷，汇集成市。当时手工艺的生产已初具规模了。就是这样刻制精细的《平江图》，也早早在左下角留下了吕挺、张允成、张允迪三位石碑刻工的名字。

　　在宋代苏州的金银器、铜器、玉雕、木雕、漆器、灯彩、裱画、刺绣、缂丝、织锦、制笺、制扇、鼓乐等工艺全面发展，技艺精湛。如灯彩已冠绝全国，《乾淳岁时记》载：“禁中元夕张灯，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玻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俨然着色便面也。”有诗称：“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影灯戏，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叠玉千丝似鬼工，剪罗万眼人力穷。两品争新最先出，不待三五迎东风。”如制笺，唐时鱼子笺最著，唐皮、陆有倡和鱼子笺诗云：“向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白萍文。”《吴郡志》载：“彩笺，吴中所造，名闻四方。”“今蜀中作粉笺，正用吴法，名吴笺。”泥塑捏像，《吴县志》载：“宋时有袁遇昌，吴之木渎人，以捏婴孩，名扬四方。每月搏埴一对，约高五、六寸者，价值三数十緡。”

　　明清时期，由于苏州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城市，“土物既繁雄，民风亦和平”，促进了苏州传统手工艺的繁荣。苏州又是江南运河交流货物的集散地，而苏州的经济文化也随之向全国四处交流。如苏州的昆剧、评弹、文学作品、苏式菜肴、苏式家俱、苏扇、苏绣、剧装戏具、虎丘泥人等，也因此而传向各地，名扬四海。

榴开百子

　　5、朝廷皇室的需用要求。明清时朝廷在苏州设立织造局，专门组织苏州当地生产皇室所需用之物。织造局不仅仅是提供丝绸织物，还有各类朝廷需用的其他物品也下达到苏州，通过织造局采办。因为宫廷需用之物都有一定的严格要求，所以安排到苏州后，也给苏州手工艺提出了新的制作要求，由此形成了专门提供朝廷的宫货。制作自然要精美，技艺要求特别高，这些民间艺术品必然在艺术和质量上要达到上乘，工巧百出，艺人的技艺水平也因此而相应提高，由此也制作出了一批高档精品。

　　尤其是清代，皇室所需的各种生活、礼仪、赏赐用品，大多下单子交苏州生产，并从苏州征招名手进京直接在京城就近制作。苏州工艺美术品精雕细刻，精益求精，妙手辈出，佳作不绝，也得到皇帝的肯定和赞赏，名声大振。影响所及，苏州工艺美术成为全国第一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6、苏州文人雅士的参预和追求。明代著名的吴门画派诸位才子，都是文学艺术的高手，苏州众多的文人雅士又是工艺美术的爱好者。在他们的笔记中，就有多处提到了苏州的传统工艺，并加以品评和宣传，使苏州传统工艺从雕虫小技登堂入室，成为高雅的艺术品，既实用美观，又提供观赏；一些官宦退隐苏州，买地建园，形成许多私家园林，自然需要工艺美术品的陈设布置。有的还直接参预，或亲自设计指导，提出各种具体要求，

　　文人学士雅好工艺品还表现在著述中，正是苏州工艺品的精湛技艺和上乘质量，吸引他们乐道于此。在明清一些私人笔记中，就多处有了此类的记载。

　　明张岱《陶庵梦忆》载：“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锡，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心苦，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浅深，浓淡疏密，适与后世鉴赏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则岂工匠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艺矣。”苏州的工艺美术在文人笔记中随处可见其赞赏之意趣，则此类工艺已非雕虫小技可比。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有“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之称。当时有良工陆子冈，被称为“吴中绝技”。 徐文长题其水仙玉簪诗有“昆吾锋尽终难似，愁煞苏州陆子冈”之句，人称其玉簪做得“玲珑奇巧”，“花茎细如毫发”。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他的多件玉雕作品。

　　此外，如姜思序堂国画颜料，就是由姜姓画家自己研磨颜料，研究制作方法，所制颜料特别好，周围画家慕名而来索要，姜家由赠送开始，后来发展到设立门面，小批量生产公开出售，因为这是“斯文雅事”，因此取自己家中堂名而称“姜思序堂”为店名，画家们也提出不同要求，姜氏尽力满足画家们的需用，使姜思序堂国画颜料愈来愈好，成为知名品牌。苏州的湖笔本从浙江善琏传来，在苏州得到许多书画家的试用、调教、提高，所以“湖上生花笔，姑苏发一枝”，而且发得比原产地更好、更茂盛。

　　以上事例表明苏州的文人雅士对传统手工艺的影响，使苏州传统工艺更具有文化内涵。

　　明王士性《广志绎》中称：“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人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优之。”苏州民间手工艺向为海内所崇，四方随苏人雅俗之好而雅俗，成为“皆效优之”的范本。

　　在我国各地众多的民间手工艺行业中，唯独苏州的民间手工艺名列前茅，居全国首位。这是苏州人的创造，苏州人的自豪；这是吴文化的展现，吴文化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