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民间手工艺术》概述（2）

　林锡旦

　　春秋时期的辉煌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首次辉煌时期。而在春秋时期，吴国迅速崛起，并争雄称霸于中原。首先是吴王阖闾得伍子胥相助，建造了颇具规模的阖闾大城（即今苏州城址），并以此为国都向周边扩张，以孙武、伍子胥为将相，西破强楚，北威齐、晋，东征东夷，南服越人，甚至在公元前482年，吴王在黄池诸侯盟会上争得盟主地位，并得到周王室对吴国盟主地位的承认，成为春秋时期争霸中原五霸之一的强国，达到吴国历史上的辉煌顶点。

　　在吴国的崛起中，苏州的青铜器曾为之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江南正是青铜工艺的鼎盛时期，吴国的扩张也正需要青铜武器作为克敌制胜的利器。阖闾为了称雄争霸于诸侯，使吴国的青铜武器在青铜工艺史上独树一帜。于是，吴国的青铜器铸就了吴越春秋的辉煌。

　　《吴越春秋》载干将莫邪夫妇铸剑传说，“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以铸剑，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莫邪说：“夫神物之化，须人而成。”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最后炼出两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阳作龟文，阴作漫理。干将匿其阳，出其阴而献之，阖闾甚重。”传说虎丘试剑石即此所劈，切玉如泥也不难。阖闾又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地作钩的人很多，而有人贪王之重赏，杀其二子，以血舋金，遂成二钩，献于阖闾求赏，阖闾不信，举众钩以示之，钩师向钩而呼二子之名，声绝于口两钩都飞着钩师之胸。吴王大惊，乃赏百金。这是两则关于铸剑作钩的神奇传说。可见吴地当时青铜器制作技艺之高超惊人。

　　后人有“执吴戈兮披犀甲”、“含笑看吴钩”等诗句赞美春秋时期吴国骄人的兵器，而出土的青铜器也更证明了那个时期吴地的青铜工艺成就。先后有吴王寿梦之戈、吴王诸樊剑、吴王光剑、攻敔王光戈、吴王夫差剑等兵器，以及吴王光鉴、吴王夫差鉴、臧孙编钟等青铜器物，直至现在剑器上的纹样还十分清晰，剑器寒光射人，锋利如新，不仅能看到当时吴地金属工艺的先进水平，同时还能感受到这些青铜工艺玲珑精丽的艺术风采。

　　从远古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苏州古代民间手工艺术从萌芽时就出现的高超技艺达到一个光辉灿烂的高峰，有石器、玉器、陶器、骨器、竹编、纺织品、刺绣品、青铜器等早期工艺品，呈现出吴地先民巧思善构的特长。其中的玉器、青铜器尤其称著，其艺术成就至今仍在艺术和学术领域中闪烁着光彩。

　　二、勃兴时期（秦汉至南北朝）

　　秦汉以来的多样工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封天下为三十六郡，苏州地属会稽郡，被设立吴县，为郡治。西汉初吴王濞封于此，成为地方七国中实力最强者。在汉初“文景之治”下，人们得以安居乐业，社会经济有着全面的发展，手工艺中的纺织、铜器、漆器、陶瓷等都较发达。苏州民间手工艺术也有了多样性的发展，织造工艺和刺绣已开始成名显露。东汉时从会稽郡分置吴郡，吴县为吴郡首县，三国时为东吴孙权所据，成为孙吴强盛的基地。孙吴重视经济的发展，农业、商业、手工艺、纺织、丝绸、冶金、造船、航运交通等均较兴旺。两晋南北朝时期，除梁一度改设吴州外，各代都在吴县置吴郡。隋开皇九年（589）废吴郡，因城西南有姑苏山，改名“苏州”。由于中原战乱较多，江南相对平稳，北方士族、人民避乱南迁，苏州成为安稳的佛寺香火之地。经济迅速发展，苏州也逐渐得到繁荣，被誉为“江南一大都会”。 隋炀帝开通江南大运河，苏州郡城成为东南沿海沟通内外的水陆交通要冲，日渐形成全国财货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中心。在我国民间手工艺术发展史上，上承两汉，下启隋唐，这一时段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此时佛教盛行江南，江南又是相对稳定的士大夫崇尚清谈的社会，民间艺术具有清秀、空疏的艺术特色。

　　汉代漆器，在战国时期生产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此时漆器增加了大件的物品，如漆鼎、漆壶、漆钫等，并出现了漆礼器，以代替铜器。在苏州葑门外天宝墩、觅渡桥两处汉墓中均有出土，品种有漆棺、漆碗、漆奁、漆盘、漆案、漆耳杯等，均为木胎，大部为红里黑外，并在黑漆上绘红色或赭色花纹。觅渡桥东汉初期墓出土漆器9件，其中漆耳杯3件，都为椭圆形，木胎，内施红漆，外施黑漆，两耳向上翘起；一杯内绘有一独立状凤凰，头正身侧，头顶凤冠高高隆起，一足凌空，一足落地，尾向后。漆器的造型比战国更丰富，从实用出发，如漆奁、漆盘、漆案考虑使用的方便，放置的容积以及图案纹样的多样统一，装饰花纹形象抽象化，使人见到的是线的动感。汉代漆器是实用和美观结合的工艺品典范。

　　天宝墩西汉墓中，共出土陶器40件，有陶壶、陶瓿、陶屋、陶钫、陶鼎、陶灶、陶耳杯、陶灯等釉陶器。仅陶壶就有8件，分6种式样，有带盖直颈，腹部饰锯齿纹，双耳铺首衔环，釉至腹间，底部稍有假圈足；有颈向内收，口沿和颈部饰禾穗纹，肩上有乳柱各两枚；有喇叭口形，腹部呈扁圆形等。在曲线的运用、宽高的比例、收敛外张等变化的处理上，都别具特色，造型十分优美。

　　金器，天宝墩西汉墓出土鎏金饼1件，正面光滑，略向内凹，背面隆起，上有对称两个小凹孔，直径6厘米，重156克。金扣饰1件，似金片状，因受压力已变形。金饼2件，圆饰形，面呈凹形，中间有裂缝和锤击的痕迹，一件呈青色，重250.32克，含金量96%；一件呈红色，重256.90克，含金量98%。这说明当时金器制作工艺已很成熟。

　　铜镜，是汉代铜器向生活日用品方面发展的产物，也是汉代金属工艺中一个主要的品种。在天宝墩西汉墓中出土的铜器中有一件铜镜，连峰钮座围绕八星，外围为四乳草叶间饰四组星云纹，每组五星，十六内向连弧缘，直径11厘米，外面有漆匣盛器已腐朽。觅渡桥东汉墓也出土一件铜镜，为日光昭明镜，小圆钮，直径8厘米，背有铭文一周，18字。此镜即透光镜，铜镜外形和普通镜一样并不真正透光，但当光线照在镜面上时，镜面相对的墙上会反映出镜背花纹的影像，文字虽在背面，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近代研究认为铜镜在制作时产生铸造应力，在研磨时又产生压应力，因而使镜面产生与背面花纹相应的曲率，引起透光效应。铜镜式样丰富，制作精巧，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

　　三国时期的苏州刺绣，出现了按图绣画的艺术精品。晋代王嘉《拾遗记》载：“吴主赵夫人，丞相达之妹，善画，巧妙无双。”“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山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既成，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苏州创出了我国第一幅刺绣的山川地势图。

　　西晋光熙元年（306）和永嘉四年（310），日本天皇应神时期，“阿知使主等遣兵求缝绣女工”，两次派人来吴，聘请养蚕、刺绣、织锦绫的匠师去日本传授技艺。据日本斋藤磬著的《传统的日本刺绣》和秋山光男著的《日本刺绣》介绍，日本刺绣是在飞鸟时代由中国传入的。日本的飞鸟时代，在中国是隋唐时期。当时曾大量地绣制了皇宫贵族的衣着、佛像、武具及生活日用品，苏州的刺绣服饰也随之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后来的和服。日本人在《纺织技术之历史》一书中，肯定日本“和服”即“吴服”的谐音。

　　南北朝时的文化艺术

　　汉末佛教已流传江南，三国时的孙权与母吴国太都信佛教，苏州最早的佛寺即东吴赤乌年间孙权之母舍宅所建的报恩寺塔院。唐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在云雾缭绕的寺院中，蕴藏着许多佛教艺术，与之相连的书画雕塑艺术更是风靡一时。东晋苏州人王珣的《伯远帖》后被乾隆与王羲之、王献之法帖共列为三希堂墨宝。

　　著名的“六朝三杰”：东晋的顾恺之、南朝宋的陆探微、南朝梁的张僧繇都在佛教文化艺术中各有传神之作。无锡名画家顾恺之曾为江宁瓦棺寺北小殿绘维摩诘像，闭门不出长达月余，到画像揭幕那天当众点睛，顿时画像光彩夺目“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陆探微、张僧繇都是苏州人。陆探微擅画肖像、马匹、雀蝉、山水，常侍宋明帝左右，为宫廷贵族作画，被推为高手，所画活泼有神，笔迹周密，论者称其画劲利如锥刀，人物"秀骨清像"，又因其笔势连绵不断，故称“一笔画”。张僧繇，《吴郡志》载其丹青绝代。在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但没有将眼中之睛画出来，说：“点之即飞去。”人们以为荒诞，一定要请画上。张将两条龙的眼睛一一画上，须臾，雷电破壁，二龙乘云腾空而去，未点睛的龙还在壁上。此即成?quot;画龙点睛"的由来。润州兴国寺，苦鸠鸽栖梁上，秽污尊像，僧繇於东壁画一鹞，皆侧首向檐外，鸠鸽不复敢入。张僧繇的画风对唐代艺术影响极大，当时流传"（吴）道子画，（杨）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的口头语。

　　苏州在南北朝时期的书画雕塑方面接连出了几位名家，上承两汉，下启隋唐，为吴地民间手工艺术奠定了高品位发展的基础。正是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影响了以后成长起来的民间艺术。以后的文化艺术与民间艺术继续相互为用，吴地文化始终对苏州民间艺术起着重要的作用，苏州的民间艺术也因此带有浓厚的吴文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