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民间手工艺术》概述（3）

　林锡旦

　　三、成熟时期（隋唐至宋元）

　　隋唐工艺的转向成熟

　　唐代陆广微《吴地记》中载：“地广人繁，民多殷富。”唐代苏州已成为仅次于京畿的“雄州”，领吴、长洲、嘉兴、海盐、常熟、昆山、华亭等七县。苏州社会安定，农桑丰稔，商业兴盛，苏州地处大运河的江南运河段，因其农田水利耕织的发达与先进，成为全国上缴漕粮的主要地区之一。苏州据三江五湖之利而更繁荣起来，并成为全国财赋重地。

　　唐代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文学中以诗为主流发展到了光辉的顶点，杰出诗人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美术方面有吴道子的人物画、王维的山水画、杨惠之的雕塑，至今都具有垂范作用。书法方面颜真卿“颜体”的敦厚，柳公权“柳体”的疏朗，也成了书法的典范。敦煌壁画、塑像、装饰图案，都是珍贵的传世艺术品。这对民间艺术的繁衍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条件。此时苏州民间不论是织锦、印染、陶瓷、金银器、漆器、木工等在艺术上、技术上和生产规模上，也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唐代的装饰艺术，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形成了清新活泼，富丽丰满的艺术风格，流传至今，今天还可在各种工艺装饰上看到它的影响。苏州的琢玉、漆器、制瓷、泥塑、刻版工艺、金银器等，均达到很高的水平。

　　塑像圣手杨惠之也在苏州留下了佳话。《吴郡志》载“昆山慧聚寺大殿佛像，及西偏小殿毗沙门天王像，并左右侍立十余人，皆凛凛有生气。塑工妙绝，相传为唐杨惠之所作，惠之塑工妙当时，或又云张爱儿所作也。”甪直保圣寺有元代书法家赵孟书联语：“梵宫敕建梁朝推甫里禅林第一，罗汉溯源惠之为江南佛像无双。”是说该寺罗汉像为杨惠之所塑。

　　苏州在唐代成为“雄州”，财富殷盛，而金银器又都为上层社会所大量使用。人们利用金银所具有的美的属性，通过精细的工艺把它们变为奢华、彩饰、辉煌、节日装潢的自然物。苏州人心灵手巧，正是细工制作金银器的能手，能在造型优美的器物上錾出点、线、面构成的装饰纹样，与金银表面的光泽相映增辉。主要靠锤打法，还有采用切削、抛光、焊接、刻凿、铆、镀等金属加工手法。银器上多将錾出浮雕效果的主纹鎏金，使主纹更加突出，呈现出高贵华丽的效果。韩愈“金炉香动螭头暗”、白居易有“珠箔银屏逦迤开”的诗句来咏颂金银器，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金银器使用状况。

　　唐代是我国民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从艺术风格看，唐代起就脱离了商、周和汉、魏、六朝以来的那种古朴的特色，而具有近代装饰风貌的因素。从题材内容看，原始社会的装饰纹样以几何纹为主，到商周以至六朝，装饰纹样以动物纹（包括想象的动物）为主，自唐代开始，大量采用了花草为主。装饰纹样内容的演变，决定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反映人类社会经济生产的水平。当人们的生产力大大提高，生活得到自在的满足后，人们才能把整个自然界，特别是花草植物当作审美对象。而且装饰手法也有夸张、写意、写实多样性的自由发挥，体现了人们意识的解放、装饰的生活情趣化、多种装饰技法的应用。

　　晚唐、五代时期，吴越在这里统治80年中战争较少，成为北方人口南来集聚之区。吴越并规定：“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经营水利，“常为田事，治河筑堤”，因此“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人们安居乐业，吴越的秘色瓷器，胎质、色釉都比前代进步，为陶瓷手工艺者一大创造。许多金银器上有非常细致的花纹，用翻铸、捶拍、线刻、掐丝、镂雕等方法制作，银器上花纹部分常鎏金，光彩夺目，以示豪华。

　　苏州西南郊七子山一号墓出土五代时期的文物就有瓷器、陶俑、金银玉器饰品、铜器、铁器等多种类别。其中越窑青瓷金釦边碗通体呈橄榄青色釉，晶莹滋润如碧玉，青瓷盖罐造型优美，釉色明净，青中微黄，是青瓷中的上乘之作。大量的金银器皿中，常作花瓣形或多棱形以增加美观，为了使花纹突出，常以细珠纹衬底。在漆木器上都用金银装饰，制作精细。有漆盆银大小两件，大的直径98.8厘米，边宽2厘米，如此之大实为少见。一鎏金玉饰件全长28.1厘米，中间为木质包鎏金银皮把柱，刻有精细的卷草纹，长14.9厘米，椭圆形，一端镶接五角形扁平玉饰，另一端镶接三角形玉饰座，再加五角形玉饰，器形别致。这都反映了那时金银细工、琢玉工艺技术的一个侧面。这些精美工艺品又反衬了当时吴越地区富庶的经济面貌。

　　天堂之誉的工艺美术

　　宋政和三年（1113）升苏州为平江府，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载：“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宋代二百多年，江南得到相对稳定，北方中原门阀士族避乱南迁，形成苏州望门豪族，不仅带来了北方的习俗爱好，也促进了苏州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以及富裕生活的追求。苏州民间手工艺术经前期各品类的勃发成长，在社会繁荣人文昌盛的唐宋时期已渐趋成熟。

　　近年在建于五代至北宋时的虎丘塔和瑞光塔中发现了一批珍藏的苏州民间艺术品，如苏州刺绣的经袱、漆器嵌螺甸经盒和真珠舍利宝幢等，这些民间艺术品已不是勃兴时期的初创性作品，而是体现出成熟的技艺水平。

　　在虎丘塔内发现了秘藏千年的五代至北宋文物，其中有晶莹如玉的越窑青瓷莲花碗；精致的檀龛宝相和鎏金镂花银包镶檀木经箱，接缝处包镶银质鎏金角形莲4朵，中心一对凤凰，交错飞翔，刻画细致繁茂，箱口搭链扣有银鎏金镂花锁，刻花工细；以及11面观音铜像、西方三圣铜像、四神八卦12支纹铜镜、素面纪年铜镜；锦绣经帙等。该塔出土绣帙当为五代北宋时物品。作为舍经卷和舍裹经绣袱之人，应是本地区的善男信女，因此塔内出土的绣袱是苏州本地刺绣品。

　　其中有块黄绢地绣凤穿牡丹纹经帙，纹样以卷草环成菱形，内有两只凤凰相对而飞，民间称之为“凤求凰”。四角绣四面对称的缠枝牡丹。针法有散套针、抢针、齐针、辫子股等。凤凰用红、蓝、绿、白等色，富有民间气息。这是弥足珍贵“凤穿牡丹”绣品，是现今保存最早的“苏绣”标本。有块紫绛地绣宝相睡莲经帙，中心部分绣一大朵正面莲花，四周枝叶对称缠绕。莲花、忍冬等佛教象征的图案是在六朝时随佛教传入而成为主要装饰内容的。民间艺术制作的宗教化和受外来形式与风格的影响也反映在其作品中的。

　　在苏州盘门瑞光塔第三层的窖穴内，也出土了一批五代北宋期间的建塔文物。《文物》杂志1979年第11期介绍，其中“尚有裹盛经卷的少量散落的经帙残物和刺绣经袱”，“经我们初步清理和鉴定，其时代确定为五代和北宋初期”。经袱正反面均无线头、线结，在两叶交接处有跳针，终以年代久远，难以辨认，或许可能为两面针绣，近乎双面绣。

　　从两个塔的出土文物来看，苏绣针法技艺都有了很大发展，已显示出配色和谐、绣面平服、丝缕合理、不露针迹等今天的苏绣特色。绣品的题材是花卉图案和图案花草，花卉中莲花本是佛教中常用的象征性花卉，而菱花却有着苏州水乡特色。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早在宋代苏州刺绣的特色已在逐渐形成之中。关于宋绣的特色，后人在笔记中称：“宋绣针线细密，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嚵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
真珠舍利宝幢，是件大型综合性工艺美术精品。通高122.6厘米，由须弥座、经幢、宝刹三大部分组成。须弥座包括山海和台座，在海周围的描金云朵上，站着檀香木雕四大天王和四天人像，海涌柱上盘绕一条银丝鎏金串珠的九头龙，底座还分置银狮、漆雕供养人等；中部经幢上设金银雕缠枝佛龛，内置佛祖像，放在鎏金串珠嵌宝的殿堂中间，周围环立护法八天神像；上部为宝刹，以白玉、水晶、金银丝制成，有八条金银丝编成的天龙与华盖、檀香木龛相连。宝幢整体呈塔形，气势宏伟，八面玲珑，辉煌华丽。能工巧匠集玉雕、金银花丝、银皮立体雕刻、木雕、描金、漆雕、料珠穿珠、装金箔等多种技艺，运用各种珍贵材料，各施精湛技艺，通体协作成一件完美的综合造型艺术品。全面体现北宋时期手工艺的高度水平。

　　从留存至今的宋代《平江图》来看，完整地展示了当时街巷与河道成双棋盘格局的分布，而船坊、谷市、药市、鱼行、丝行、米行、绣线、绣锦、乐鼓、竹、桑、油、酒、砖、金银、罗、珍珠、巾子、幛子等无不有专业坊、巷，汇集成市。当时手工艺的生产已初具规模了。就是这样刻制精细的《平江图》，也终于在左下角留下了吕挺、张允成、张允迪的石碑刻工名字。

　　宋元时苏州民间手工艺术以品类丰富多彩、技艺精湛而蜚声海内，刺绣、缂丝、宋锦、灯彩、泥人、扇子、苏裱等，都已逐渐形成专业生产和集市贸易的街巷。《吴郡志》称：“吴中自昔号繁盛，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以故俗多奢少俭，竞节物，好游。”其中都有工艺品装饰助兴，如“上元影灯巧丽，它郡莫及。有万眼罗及琉璃球者，尤妙天下”；“春时用六柱船，红幕青盖，载箫鼓以游”；重午以“画扇相饷”。

　　在宋代苏州的金银器、铜器、玉雕、木雕、漆器、灯彩、裱画、刺绣、缂丝、织锦、制笺、制扇、鼓乐等工艺全面发展，技艺精湛。如灯彩已冠绝全国，《乾淳岁时记》载：“禁中元夕张灯，以苏灯为最。”如制笺，唐时鱼子笺最著，唐皮、陆有唱和鱼子笺诗云：“向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白萍文。”宋代《吴郡志》载：“彩笺，吴中所造，名闻四方。”“今蜀中作粉笺，正用吴法，名吴笺。”泥塑捏像，《吴县志》载：“宋时有袁遇昌，吴之木渎人，以捏婴孩，名扬四方。每月抟埴一对，约高五、六寸者，价值三数十。”至明代，虎丘泥人不但能捏塑一般的戏文故事人物，而且能对着人面捏相传真了。元代名匠朱碧山隐居苏州专攻银器，所制蟹杯、灵芝杯、槎杯等不见焊接，号称“一时绝技”，作品被故宫博物院和英国大英博物馆所收藏。